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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剌子模信使问题（第3页）

佞人不做学问，你要什么我编什么，比之学人利索了很多——不说是天壤之别，起码也有五十步与百步之分。

二三十年前，一场红海洋把文史哲经通通淹没。

要和林彪比滑头，大伙都比不过，人文学科的危机实质上在那时就已发生了。

罗素先生修《西方哲学史》，指出很多伟大的学者都有狡猾的一面（比如说，莱布尼兹），我仔细回味了一下，也发现了一些事例，比如牛顿提出了三大定理之后，为什么要说上帝是万物运动的第一推动力？显然也是朝上帝买个好。

万一他真的存在，死后见了面也好说话。

按这种标准我国的圣贤滑头的事例更多，处处在拍君王的马屁，仔细搜集可写本《中国狡猾史》。

中国古代的统治者都带点花剌子模君王气质。

我国的文化传统里有“文死谏”

之说，这就是说，中国常常就是花剌子模，这种传统就是号召大家做敬业的信使，拿着屁股和脑壳往君王的刀子板子上撞。

很显然，只要不是悲观厌世，谁也不喜欢牺牲自己的脑袋和屁股。

所以这种号召也是出于滑头分子之口，变着法说君王有理，这样号召只会起反作用。

对于我国的传统文化、现代文化，只从诚实的一面理解是不够的，还要从狡猾的一面来理解。

扯到这里，就该得出第二个结论：花剌子模的信使早晚要变得滑头起来，这是因为人对自己的处境有适应能力。

以我和李银河为例，现在就再不研究同性恋问题了。

实际上，不但是学者，所有的文化人都是信使，因为他们产出信息，而且都不承认这些信息是自己随口编造的，以此和佞人有所区别。

大家都说这些信息另有所本，有人说是学术，有人说是艺术，还有人说自己传播的是新闻。

总之，面对公众和领导时，大家都是信使，而且都要耍点滑头：拣好听的说或许不至于，起码都在提防着自己不要讲出难听的来——假如混得不好，就该检讨一下自己的嘴是不是不够甜。

有关信使，我们就讲这么多。

至于君主，我以为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粗暴型的君主，听到不顺耳的消息就拿信使喂老虎；另一种是温柔型，到处做信使们的思想工作，使之自觉自愿地只报来受欢迎的消息。

这样他所管理的文化园地里，就全是使人喜闻乐见的东西了。

这后一种君主至今是我们怀念的对象。

凭良心说，我觉得这种怀念有点肉麻，不过我也承认，忍受思想工作，即便是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也比喂老虎好过得多。

在得出第三个结论之前，还有一点要补充的——有句老话叫做“久居鲍鱼之肆不闻其臭”

，这就是说，人不知自己是不是身在花剌子模，因此搞不清自己是不是有点滑头，更搞不清自己以为是学术、艺术的那些东西到底是真是假。

不过，我知道假如一个人发现自己进了老虎笼子，那么就可以断言，他是个真正的信使。

这就是第三个结论。

余生也晚，赶不上用这句话去安慰马寅初先生，也赶不上去安慰火刑架上的布鲁诺，不过这话留着总有它的用处。

现在我要得出最后一个结论，那就是说，假设有真的学术和艺术存在的话，在人变得滑头时它会离人世远去，等到过了那一阵子，人们又可以把它召唤回来——此种事件叫做“文艺复兴”

。

我们现在就有召唤的冲动，但我很想打听一下召唤什么。

如果是召唤古希腊，我就赞成，如果是召唤花剌子模，我就反对。

我相信马寅初这样的人喜欢古希腊，假如他是个希腊公民，就会在城邦里走动，到处告诉大家：现在人口太多，希望朋友们节制一下。

要是滑头分子，就喜欢花剌子模，在那里他营造出了好消息，更容易找到买主。

恕我说得难听，现在的人文知识分子在诚恳方面没几个能和马老相比。

所以他们召唤的东西是什么，我连打听都不敢打听。

＊载于1995年第3期《读书》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