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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章 归化城（第3页）

康熙十三年（1674年），吴三桂起兵反清。

大约皇帝也知道吴三桂多年来交往五世达赖，于是特派钦使送去一道敕书，内云：“大兵分路进讨，若吴三桂势蹙投降，喇嘛其即执送。”

五世达赖向钦使表示“当诵经祝佑圣躬康豫，咸灵远播，国祚绵长”

，并在奏章中说：“吴三桂背主负国，人皆恶之，不来则已，来即缚之以献。”

康熙览奏后说：“喇嘛崇尚信义，必如所奏而行。”

在整个战争期间，五世达赖从侧面配合、支持了朝廷，除了封锁金沙，严防吴军窜犯外，还在西北孤立削弱了王辅臣势力。

王辅臣原系吴三桂旧将，官拜陕西提督，南北对峙之时，三桂唆使其叛清，另派大将王屏藩率劲旅由川入陕，兵指汉中，企图会合，侧击清军。

此招若实现，最后胜负恐难预料。

时王辅臣进兵平凉，欲南下汉中接应吴军，唯担心甘肃提督张勇慑其后，于是煽动安多和硕特各部入边侵掠，夺占河西走廊，牵制张勇，更与蒙古兵“交相连结，欲图入掠”

。

朝廷接张勇奏报后，一方面表示若吴三桂“悔罪来归，亦当贷以不死”

，一方面紧急下诏，要求五世达赖速止安多蒙古，勿为边患。

圣旨一下，五世达赖立派数十名使者手持达赖喇嘛法谕快马北上，使者均黄缎缠头，沿途车马行人皆避让之，于是甘青局势很快得到稳定。

王辅臣势单力孤，只好投降，王屏藩困守汉中，兵败自杀。

若不是多处宏法、广建寺庙扩大黄教影响，恐怕根本无法靠快马法谕很快安定一方局势。

此前，清廷曾想征调和硕特各部经由西藏攻击滇北，五世达赖恳切上奏：“蒙古兵力虽强，难以进边，纵得城池，恐其贪据，且西南地热，风土不宜。”

这一建议着眼于西藏乃至西南地区的长远稳定，可谓虑事深远，得到皇帝赞同。

16世纪，莫斯科大公伊凡四世积极东扩，先后征服了蒙古人统治的喀山汗国、阿斯特拉罕汗国和西伯利亚汗国，贪婪的目光投向贝加尔以东至黑龙江流域大片土地。

趁明清交替之际，沙皇先后派出以波雅科夫、哈巴罗夫为首的殖民军，侵入我国东北地区，并构建雅克萨和尼布楚要塞，作为尔后东进海岸南达长城的军事基地。

顺治年间，清廷就曾发动数次讨伐，在今俄罗斯远东城市哈巴罗夫斯克附近，歼灭哈巴罗夫副手斯捷潘诺夫全军。

康熙在平定三藩、收复台湾后，于1684至1686年，派宁古塔将军巴海、副都统萨布素统兵围剿雅克萨，先是击败俄援军，俘获头目额里克什，再逐次围困，激战三个月，毙其首领图尔布青，力拔要塞。

1689年，签订《尼布楚条约》后，沙俄才退出了侵占的中国领土。

战前，康熙曾派人搜集相关情报，发现俄军才四百人，且多年来，从未派遣过千人以上的军队，不禁称奇：“万里跋涉，他们靠什么在当地立足？”

原来是靠威胁利诱、收买少数头人。

上次俄军能在失败被迫退出城堡后，再次潜入，就是靠头人根特木尔的帮助。

由此，康熙深知，这一仗能否取胜以及能否巩固战果，关键在喀尔喀蒙古人的向背。

在这条看不见的争夺人心战线上，清廷借助达赖喇嘛的宗教影响，获得了优胜。

条约签订次年，外蒙古三汗王都输诚归附。

至此，康熙皇帝更深刻的理解了“一座喇嘛庙，胜抵十万兵”

这个谚语，也更加重视与达赖喇嘛的关系。

后来，康熙在承德修造避暑山庄时，周围多建寺庙，为迎接达赖、班禅还专门修建了“普陀宗乘之庙”

和“须弥福寿之庙”

，其建筑之宏伟壮丽，令人叹为观止。

因夏天内地炎热，康熙还多次在避暑山庄内接见蒙藏维等少数民族代表，并在山庄内“万树园”

景区，架设蒙古包，刻意营造草原风光。

考虑到五台山历来为各族佛徒心目中的圣地，为方便蒙古人朝拜，康熙还特在台内增修扩充黄庙二十余座，统管全山黄教的菩萨顶扎萨克大喇嘛，也须由达赖喇嘛亲自委任，报清廷批准、赏穿黄袍后方才生效。

正是由于这样的策略以及一系列的措施，才出现了“内外蒙古王公台吉，驱驼马牛羊数千里，倾城贡献者，不绝于道”

的昌盛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