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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章（第2页）

要说不高兴，那是过分矫情;要说自己感到真正够格，那也很难说。

我感愧有加，觉得对我是一种鼓励。

不管怎样，副教授时期之短，总可以算是一个记录吧。

思想斗争

我在这里讲的&ldo;思想斗争&rdo;，不是后来我们所理解的那一套废话，而是有关我的学术研究的。

我曾多次提到，在印度学领域内，我的兴趣主要在印度古代及中世佛典梵文上，特别是在&ldo;混合梵文&rdo;上。

上述我的博士论文以及我在哥廷根写的几篇论文可以为证。

然而做这样的工作需要大量的专业的专著和杂志。

哥廷根大学图书馆和梵文研究所图书室是具备这个条件的。

在哥廷根10年，我写论文用了上千种专著和杂志，只有一次哥廷根缺书而不得不向普鲁士国家图书馆去借，可见其收藏之富。

反观我国，虽然典籍之富甲天下，然而，谈到印度学的书刊，则几乎是一片沙漠。

这个问题，我在离开欧洲时已经想到了。

我的所谓&ldo;思想斗争&rdo;就是围绕着这个问题而开始萌动的。

我虽少无大志，但一旦由于天赐良机而决心走上学术研究的道路，就像是过河卒子，只能勇往向前，义无反顾。

可是我要搞的工作，不是写诗，写小说，只要有灵感就行，我是需要资料的，而在当时来说，只有欧洲有。

而我现在又必须回国，顾彼失此，顾此失彼，&ldo;我之进退，实为狼狈&rdo;。

正像哈姆莱特一样，摆在我眼前的是：走呢，还是不走?thatisaestion。

在激烈的思想斗争之余，想到祖国在灾难中，在空前的灾难中，我又是亲老、家贫、子幼。

如果不回去，我就是一个毫无良心的、失掉了人性的人。

如果回去，则我的学术前途将付诸东流。

最后我想出了一个折中的方案：先接受由ghaloun先生介绍的英国剑桥大学的聘约，等到回国后把家庭问题处理妥善了以后，再返回欧洲，从事我的学术研究。

这实在是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想出来的一个办法。

一回到祖国，特别是在1947年暑假乘飞机返回已经离开12年的济南以后，看到了家庭中的真实情况，比我想像的还要严重得多，我立即忍痛决定，不再返回欧洲。

我不是一个失掉天良的人，我为人子、为人夫、为人父的责任，必须承担起来。

我写信给haloun教授，告诉了他我的决定，他回信表示理解和惋惜。

有关欧洲的&ldo;思想斗争&rdo;，就这样结束了。

然而新的&ldo;思想斗争&rdo;又随之而起。

我既然下定决心，终生从事研究工作，我的处境已如京剧戏言中所说的：&ldo;马行在夹道内，难以回马&rdo;。

研究必有对象，可是我最心爱的对象印度古代混合梵文已经渺如海上三山，可望而不可即了。

新的对象在哪里呢?我的兴趣一向驳杂，对好多学问，我都有兴趣。

这更增加了选择的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