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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高加林就是真的去了联合国,在精神上也不会和高家村一刀两断。
由此,引出了另外一个话题,既如何对待土地——或者说如何对待生息在土地上的劳动大众的问题。
是的,我们最终要彻底改变我国的广大农村落后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改变落后的生活观念和陈旧习俗,填平城乡之间的沟堑。
我们今天为之奋斗的正是这样一个伟大的目标。
这也是全人类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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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不要忘记,在这一巨大的历史进程中,我们也将付出巨大的代价,其中就包含着我们将不得不抛弃许多我们曾珍视的东西。
这就是我们永恒的痛苦所在。
人类常常是一边恋栈着过去,一边坚定地走向未来,永远处在过去与未来交叉的界线上。
失落和欢欣共存。
尤其是人类和土地的关系,如同儿女和父母的关系。
儿女终有一天可能要离开父母自己要去做父母,但相互之间在感情联系上却永远不可能完全割会,由此而论,就别想用简单的理论和观念来武断地判定这种感情是“进步”
的还是“落后”
的。
那么,当历史要求我们拔腿走向新生活的彼岸时,我们对生活的“老土地”
是珍惜地告别还是无情地斩断?
这是俄罗斯作家拉斯普京的命题,也是我的命题。
哲学的断定是一回事,艺术的感受是另一回事。
艺术家的感受中可能包含哲学家的判定,但哲学家的判定未见得能包艺术家的感受。
理性与感情的冲突,也正构成的艺术永恒的主题。
拉斯普京曾写了《告别马礁》,揭示的正是这一痛苦而富于激情的命题。
我迄今为止的全部小说,也许都可以包含在这一大主题之中。
《平凡的世界》第三部卷六第三十章可以看作是我从一个侧面专门为此而写的一个小小的“特定”
。
我国不幸的农村问题是历史形成的;是古老历史和现当代历史形成的。
政治家、哲学家和经济家都可以理性地直接面对“问题”
,而作家艺术家面对的却是其间活生生的人和人的感情世界。
毫无疑问,广大的落后农村是中国迈向未来的沉重负担。
但是,这个责任应由历史承担,而不能归罪于生活在其间的人们。
简单地说,难道他们不愿意像城里人一样生活得更好一些吗?命运如果把他们降生在城市面把现在的城里人安排到农村,事实又将会怎样?城里人无权指责农村人拖了他们的后腿。
就我国而言,某种意义上,如果没有广大的农村,也不会有眼下城市的这点有限的繁荣。
放大一点说,整个第三世界(包括中国在内)不就是全球的“农村”
吗?
因此,必须达成全社会的共识:农村的问题也就是城市的问题,是我们共有的问题。
这样,从感情上说,广大的“农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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