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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我们的文学不应重蹈“无冲突论”
的覆辙,故意回避社会矛盾。
我们的作家应该像恩格斯期望的那样,在现实面前显示出“艺术家的勇气”
。
文学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不应该消解先进的社会理想。
从文学史上看,任何时代任何国家,理想和信仰都吸引着、召唤着文学家们为之拼搏,为之奋斗。
文学家们在理想和信仰中认识生命的价值、开掘人生的意义,成为他们共同的追求。
只有充分表现理想的文学,才是完美的文学。
“玩文学”
不应该把文学推向“非英雄化”
的极端。
文学艺术题材无限广阔,各种各样的人物都会进入作家的视野,成为作品的主人公。
写英雄也是文学本身题中应有之义。
有些“玩文学”
的作品,把写普通人曲解或误解为专写平庸的人物和生活琐事。
塑造正面人物和英雄人物则被贬之为旧模式。
有些作品即使出现了英雄人物,不是写得软弱无力,就是用夸大的方式从另一方面加以丑化。
西方文艺思潮中曾出现过“反英雄”
的现代派思潮,苏联20世纪50年代也出现过“非英雄化”
的倾向。
这些倾向都不曾为它们的文学带来令人鼓舞的积极效果。
我们的文学是在不断总结前人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前进的。
我们何必又去蹈“非英雄化”
文艺思潮的覆辙呢?
文学不应该过滥地把历史题材引入“戏说”
之中。
作家的责任是通过自己塑造的艺术形象,把历史和社会生活的本来面目真实地告诉读者。
但是有些文学的玩家,特别是在历史题材的创作中,把文学“玩”
进了一个新的轨道,那就是所谓“戏说”
。
当然,对“戏说”
要做具体分析。
这里面有两种类型:一是主张不写具体历史史实,而是根据民间传说表现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强调作家主体的介入,即作家本人抛开历史本身,用自己的观点重新组接“历史的碎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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