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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八 如何理解道学的形成和普及过程六（第2页）

因为禅宗逃避社会责任，而新学则忽略了自我修养。

对于八条目的关注，等于给地方的士人指出了人生的意义。

士人的人生理想，当时是以优异成绩科举合格，然后辅佐皇帝，治理天下国家。

用范仲淹《岳阳楼记》中的话来说就是“居庙堂之高”

。

但是，现实问题是能做到这点的人总是少数。

大多数的士人奋斗一辈子连科举也合格不了。

那么难道他们对社会就没有一点用处了吗？如果真是那样，那么他们的人生也未免过于悲哀。

“处江湖之远”

难道不能承担治国、平天下的一部分重任吗？八条目的最终目标虽然为治国、平天下，但它更重视到达目标的过程。

它教育士人修身、齐家是治国、平天下的基础。

在这里粉墨登场的，是男系血缘组织——“宗族”

。

宗族是由宗法统治的家族集团。

儒教经书说作为周代封建制度的基础，曾经存在精密的宗法体系。

当时实际存在与否，我们这里不去追究。

但是至少对于置身儒教理论空间内的人来说，在理想的远古时代，宗法体系真正存在是不言自明的议论前提。

宋代随着科技官僚制度的完善，在当权者之间，出现了一种不安。

这就是不存在支持王朝体制的世族。

清理改革的领袖人物，范仲淹以及欧阳修都是父亲早亡，正因此他们非常重视本族的团结，范仲淹为了加强本族之间的互相扶助，晚年在苏州设立了“义庄”

；欧阳修为了明确本族的来龙去脉，亲自编纂了“族谱”

。

这些举动，不仅是为了给自己的子孙后代在官僚社会的生存竞争中积蓄资本，同时也是为了构筑支持王朝体制的组织。

苏轼的父亲苏洵也曾编写自己的族谱。

程颐、张载等人也强调宗族的重要性。

他们认为普及儒教式庆吊仪式的基础应该是宗族。

司马光著有《司马氏书仪》，列举了统帅一个大家族的规范，规定了婚礼和葬礼等的仪式细节。

对于他们来说，这样做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认为强调宗族问题是回复古代正确礼制必不可少的手段之一。

但是，这样做结果却给他们的社会思想带来了与王安石希望构筑自上而下的政治秩序的主张完全相反的向量。

他们主张自下而上，也就是通过家族和地方组成的社会秩序基础，来促使王朝统治体系的安定。

但是现实问题是当时没有宗族存在。

也正因为如此，他们才提出其必要性，并通过自己的努力揭示了各种各样的模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