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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化解风险（第5页）

董事会建议，以本年度可分配利润的63?9％作为红利发放给股东，采用红股方式派付股息，即每10股送2股红股，不派发现金股息。

根据原股数量，红股总数为1800万股。

3月24日，原野召开在股东大会时又确定，除10股送2股外，另10股配售5股，每股配股价由董事会提出的4元修改为3?5元，这样原野将在1991年新增股本5400万股。

在这个特别的年度报告之下，刚才还对原野产生困惑的股东突然又看到了一个即将落下的硕大果实。

满以为分红扩股及放开股价在望，却没想到是一场空欢喜。

实际上，直到1992年市场上各种传闻才真正表明原野公司的问题所在，有关方面正积极地进行协商，以求对其进行适当的调整。

从加强政府对上市公司的控制和管理来说，政府要求调整公司股权结构，适当增加公股比例是必要的、合理的，也是从保护广大小股东利益出发，但对于小股东来说，无疑是长期陪着他们受罪。

双方都表示要保护中小股民的利益，但一方认为放开股价、分红派息才是“保护”

，而另一方则认为停牌、调查处理后才能“保护”

，差距如此明显。

在双方这种“保护”

下，股民们真如原野上的小草一样，任凭千军万马践踏。

小李提起1992猴年，就摇头感叹，那年他已经33岁，也是他自认为最倒霉的一年。

小李上世纪80年代初从井冈山来深圳打工，靠勤劳的双手和抠门般的节俭，10年来攒下了5万元。

5万元在他的家乡是个大数字，在家乡他有青梅竹马的未婚妻，他本打算用这笔钱回老家把姑娘娶过来，过上安稳日子。

此时，深圳突然掀起了中国第一轮抢股狂潮。

1990年春天，深圳原野公司打出“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籽”

的广告，正是在如此诱人的招股广告下，小李情不自禁地加入了通宵排队抢购原野股票的队伍，最终如愿以偿地把5万元全部换成了原野股票。

当时他还在给未婚妻的信里得意地说。

“我们的婚事缓一缓，我就要发大财了，等发了大财，我们就到大城市去安家。”

为了等待“秋收万粒子”

，小李就留在深圳继续打工。

等到第二年的春天，原野公司发布了1990年度财务报告，税前利润为人民币3199万元，比1989年增长29倍，公司准备把可分配利润的63?9％作为红利发放给股东，即每10股送2股红股，另外10股配售5股，每股配股价3?5元。

这个硕大的“秋收果实”

进一步打开了小李的想象空间，使他看到自己的5万元将呈几何级数增长。

为了实现配股，他到处借钱，同乡打工仔没钱借给他，他咬一咬牙，居然去借高利贷。

但这颗硕果没有落下来。

按当时深交所的规定，分红后可以摘掉每天0?5％的涨跌幅“帽子”

。

看着别的股票分红后摘掉涨跌幅限制，股价一路上行，而原野却只能在八、九元之间徘徊，成为深圳当时股价最低的股票，原野的分红配股也是只问雷声不见雨，小李心里开始发毛了。

渐渐地小李有点绝望了，不知道把高利贷借来的钱是还掉还是留着，因为他打工赚的钱，付利息已不堪重负。

正当他准备还掉借款时，忽然传来消息说，香港50家最大的上市公司之一，香港新贻集团在港合并了原野的大股东香港润涛公司。

持有原野股票52?3％的香港润涛公司在6月19日宣布与香港新贻公司合并改建为新集团公司，组建后的公司资产达40亿，跻身香港联交所上市公司前50名。

据称这次收购合并，新贻公司按国际惯例和香港上市公司会计准则，由国际知名会计师事务所对原野进行了长达数月的财务审核，决定以每股23元港币收购润涛公司原野股权，收购总值为11?37亿港元。

消息很复杂，对文化程度不高的小李来说，有些云里雾里，不过有一点他搞明白了，一家香港公司用每股23港元的价格买了原野股票。

人家愿意用每股23港元买原野，那肯定是个好东西，如此一想，他留下了借款，准备着配股。

等呀等，等到了1992那个令小李终身难忘的猴年。

很少买报的小李买了一份报纸，翻看原野的利润，看到原野财务报告上说，1991年的利润是4150万元，他放心了，虽说没1990年增长得快，可毕竟增长了近三成。

春天过去了，眼看又到了秋天，这时有人告诉他，原野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