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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联大中文系（第2页）

选了丁西林的《一只马蜂》，就有点特别。

更特别的是选了林徽因的《窗子以外》。

这一本《大一国文》可以说是一本“京派国文”

。

严家炎先生编中国流派文学史，把我算作最后一个“京派”

，这大概跟我读过联大有关，甚至是和这本《大一国文》有点关系。

这是我走上文学道路的一本启蒙的书。

这本书现在大概是很难找到了。

如果找得到，翻印一下，也怪有意思的。

“京派”

并没有人老挂在嘴上。

联大教授的“派性”

不强。

唐兰先生讲甲骨文，讲王观堂（国维）、董彦堂（董作宾），也讲郭鼎堂（沫若），——他讲到郭沫若时总是叫他“郭沫（读如妹）若”

。

闻一多先生讲（写）过“擂鼓的诗人”

，是大家都知道的。

联大教授讲课从来无人干涉，想讲什么就讲什么，想怎么讲就怎么讲。

刘文典先生讲了一年庄子，我只记住开头一句：“《庄子》嘿，我是不懂的喽，也没有人懂。”

他讲课是东拉西扯，有时扯到和庄子毫不相干的事。

倒是有些骂人的话，留给我的印象颇深。

他说有些搞校勘的人，只会说甲本作某，乙本作某，——“到底应该作什么？”

骂有些注解家，只会说甲如何说，乙如何说：“你怎么说？”

他还批评有些教授，自己拿了一个有注解的本子，发给学生的是白文，“你把注解发给学生！

要不，你也拿一本白文！”

他的这些意见，我以为是对的。

他讲了一学期《文选》，只讲了半篇木玄虚的《海赋》。

好几堂课大讲“拟声法”

。

他在黑板上写了一个挺长的法国字，举了好些外国例子。

曾见过几篇老同学的回忆文章，说闻一多先生讲楚辞，一开头总是“痛饮酒，熟读《离骚》，方称名士”

。

有人问我，“是不是这样？”

是这样。

他上课，抽烟。

上他的课的学生，也抽。

他讲唐诗，不蹈袭前人一语。

讲晚唐诗和后期印象派的画一起讲，特别讲到“点画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