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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5章（第2页）

若一定要说专业才是正业，那么，我的专业是哲学，而我所写的多数作品完全没有离开哲学的范畴。

在我的散文中，我的思考和写作始终围绕着那些最根本的哲学问题，例如生命的意义、死亡、时间与自我、爱与孤独、苦难与幸福、灵魂与超越等。

在现代商业化社会里，这些问题由于被遗忘而变得愈发尖锐，成为现代人精神生活中的普遍困惑。

我想，也许正因为这个原因，我的作品才会获得比较广泛的共鸣。

我不过是在用文学的方式谈哲学，如果认为哲学只能有学术论著一种表达方式，是对哲学史的无知，只要提一下狄德罗、卢梭、伏尔泰、尼采甚至柏拉图就可以了。

从读者的接受来说，这么多人通过我的作品领略了哲学的魅力，走近了哲学，这使我有足够的理由相信我所做的正是不折不扣的哲学事业。

读者看重的显然主要是我的作品的哲学内涵，而非文学的技巧。

我不得不克服我的羞耻心提及这个事实：人们普遍把我看作中国当今最有影响的哲学家之一。

指责这样一个哲学家不务哲学之正业，多少有点说不过去吧。

我丝毫不低估学术工作的重要性，并且对踏实地做着这种工作并且取得了成绩的同行怀有敬意。

就我自己而言，我不愿意做所谓纯学术研究，而宁愿以我的方式把学术工作纳入我的精神探索的整体轨道。

九十年代以来，我的确甚少出版学术专著，在《尼采与形而上学》（1990）之后，直到1995年，为了应付与人合作的一个课题，才又花了半年时间啃胡塞尔和伽达默尔的著作，就他们的意义理论写了若干篇论文。

我极其耐心地在胡塞尔的哲学迷宫里摸索，跟随他一步步探寻意义的源头，终于弄明白了迷宫的路径，发现它其实是一条并不能通向源头的死胡同。

九十年代末，我先后在瑞士sils-aria和德国海德堡的两个国际研讨会上发言，讨论一个长期盘旋在我头脑中的问题，即中国人对西方哲学的接受问题，我的观点使与会的学者们大为吃惊。

我由尼采在中国的接受史发现，西方哲学一旦进入中国，便往往失去了形而上学的品格，因而不再是哲学，成了某种用来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学说，这种情况显示了中西文化传统的深刻差异。

我决定对清末民初西方哲学传入中国时的情况进行个案分析，以此方式展开这项研究，目前这部专著仍在写作之中。

最近我还在构思并开始写作一本关于尼采的精神哲学的著作，与《转折点》之人生哲学、《尼采与形而上学》之本体哲学凑成一个系列，算是对我的尼采研究工作做一个了结。

十一不是博导

博士生导师是中国学界特有的一个称谓，简称博导。

我不是博导。

其实我是愿意带学生的，也经常有青年人热切地希望做我的学生。

我于1994年当上研究员，按理说就有了带博士生的资格，便向哲学所当时的负责人提出了这一要求。

哲学所招研究生一直苦于报考者稀少，所里一些好心人听说我要招生，便兴奋地说，这回考生该挤破门了。

但是，他们白高兴了一场，我的申请迄无下文。

此后我不再主动申请，不过，大约是一年一度申报的时候了，有一次我也曾被问到是否报名，我给了肯定的答复，但同样再没有下文。

我不知道原因是什么

，也从不去打听，因为我觉得，倘若我去查问，对于我和被问者都是一种侮辱。

两年前，我收到一封信，是一位在复旦大学读完了博士和博士后、现任一所名牌大学教授的先生写给我的，他在信中表示要报考我的博士生。

这封信促使我再次向所里有关人员询问事情的可能性，得到的是否定的回答。

我给这位先生写了一封信，全文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