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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1章（第3页）

最后我还是写了一篇三万多字的论文，题为《韩非的法治理论》。

在当时，这样的东西当然不可能发表，不过我的目的从来是自己弄清问题。

清楚了有何用?不知道。

但是，清楚总归比不清楚好吧，而且我总算是在做点事情了。

从1973年起，配合着评法批儒，中华书局开始再版二十四史，这对于渴求书籍的我来说真是沙漠甘泉。

县书店进货很少，宣传部和党校都只能得到一套，我在这两个单位时，买书都由我负责，我便自己买下，不去报销发票。

事实上，除了我，这些书根本没有人读，报销了同样可以占为己有，不会有人发现和过问，但我的洁癖不允许我这样做。

从此开始了我读史的生活，两年多里读了前三史和《晋书》，还读了从县中学借来的《战国策》、《左传》。

我产生了一个计划，想写《春秋战国史稿》，结果只写了齐、吴、鲁三章分国史，三万多字。

此外，还写了《读〈三国志〉》，四万多字，包括论曹操和诸葛亮的两篇长文以及一些人物述评。

除历史外，我读书的另一个重点是马列。

这主要是因为，当我在县委宣传部工作时，办公室那两只书柜里真正值得读的书只有一套马恩全集和一套列宁全集。

我把这两套书共七十八卷通读了一遍，并摘录了大量卡片。

列宁十月革命后的著作引起了我极大的兴趣，我发现他被在一个生产力落后的国家中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困难深深困扰着，而这也正是我国面临的问题。

我在这方面进行了大量思考，但是，直到四人帮倒台之后，在1978年4月，才写成了一篇三万字的论文，题为《落后国家的革命和生产力‐‐重温列宁的有关论述》。

我着重阐发了列宁的一个重要思想：虽然社会主义革命是在生产力落后的国家开始的，但只有在生产力先进的国家里才能够完成。

在很大程度上，列宁已经预见到了落后国家资本主义复辟的必然性。

撇开价值观点不论，应该承认，列宁是英明的。

在停止的岁月中，我还是做了一点事情。

那么，也许岁月并没有停止，它在寂静中仍在悄悄前行，把我带往一个适合于我生长的地方。

十三回头拜三拜

1976年初，周恩来逝世，中国进入多事之秋。

我虽身在闭塞的山区，仍能感觉到笼罩在空中的不祥氛围。

4月的一天早晨，我住在农机厂的宿舍，听见厂里大喇叭在转播中央台新闻，内容是天安门事件以及撤消复出不久的邓小平一切职务的决定。

我凭直觉就知道广播所叫嚣的&ldo;伟大的胜利&rdo;是怎么一回事，想象着广场上镇压的情景，我的心一下子冷缩了，悲愤到了极点。

我给一位朋友写信说：现在我嫌资源还不够闭塞，索性彻底地闭目塞听才好。

我和敏子在一六六医院住了一个月院，9月10日出院，小玲送行到兴安县城，我们三人坐在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