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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中的句子。
《吕氏春秋》里也有多处引用《周易》来阐明事理。
如《务本》篇:“《易》曰:‘复自道,何其咎,吉。
’以言本无异,则动卒有喜。”
《召类》篇:“《易》曰:‘涣其群,元吉。
’涣者贤也,群者众也,元者吉之始也。
‘涣其群,元吉’者,其佐多贤也。”
《吕氏春秋》里出现的“《易》曰”
的内容,同理是出自《周易》一书里的文章内容。
我们通过战国时期的书籍所引述《周易》一书里的内容来看战国时期的上层文化精英者是把《周易》作为义理之书看待,这应是无疑的。
因为战国时期是一个理性的时代,也是巫术、数术在上层和文化学者层里失去了地位的时代,占筮问卜是遭到文化精英排击的时代。
我们已知孔子,孙武都进行过启蒙,都反对占筮术。
战国时期的上层精英们是知道,国家间的竞争和战争间的取胜要依靠的是什么,不再象春秋时期那样用龟占,或卜筮来预知人事吉凶了。
这就是理性与非理性的区别。
韩非子更是把卜筮看作是人主(君主)可亡的事情之一,而列举出来。
如《韩非子·亡征篇》里说:“凡人主之国小而家大,权轻而臣重者,可亡者……用时日,事鬼神,信卜筮,而好祭祀者,可亡也……。”
这里把“用时日,信卜筮”
上升到可亡身败国的高度看待,不能不是文化精英对巫术卜筮迷信的有力排击。
这就是战国时代,即理性时代里“祛魅”
的声音(但中国战国时“祛魅”
的声音被膨胀下来的霸权与霸术所终结。
不同于中世纪“祛魅”
过程,人们统一到一神教的信仰中,同时又抑制了王权专制主义的膨胀。
而中国进入到王权专制时代,就是巫术、占筮以及一切神秘主义思潮大回潮大发展的时代了)。
这理性是来自于时代里政治上的竞争分不开的,有了政治上的竞争,才会有思想学术上的自由。
有了思想学术上的自由,才会理性的认识这个世界。
正因后封建社会里没有战国时期的多国竞争政治背景,是沉闷与封闭式的大一统专制,也就标志着理性时代的终结。
总之战国时期上层精英文化者是把《周易》看作义理之书,这是战国时期里不可否认的事实。
战国时期里把《周易》一书恢复到本来的义理之书的性质上。
正是在理性的时代里,才能理性的认识《周易》一书,而不被《周易》的外在形式("
繇题"
式)所迷惑。
在战国时期的一些书籍里出现的引用《周易》直接阐明事理之外,没有记录用《周易》筮卜的例子了。
对《周易》一书恢复其本来义理之书籍性质,是战国从两个方面的成绩,一是文化精英对巫术筮卜的排击;二是文化精英对《周易》一书思想要旨的正确领会,才能够出现如庄子的那种认识,把《易》列入“六经”
之一,也才有荀子的“善易”
者不占的说法,也才有战国时期的“易学”
成就。
我们已看到战国时期在引用《周易》文章阐明事理时,出现了一个重要的变化是用“《易》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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