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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这里,我们所需要的,就只得还是几个坚实的,明白的,真懂得社会科学及其文艺理论的批评家。
批评家的发生,在中国已经好久了。
每一个文学团体中,大抵总有一套文学的人物。
至少,是一个诗人,一个小说家,还有一个尽职于宣传本团体的光荣和功绩的批评家。
这些团体,都说是志在改革,向旧的堡垒取攻势的,然而还在中途,就在旧的堡垒之下纷纷自己扭打起来,扭得大家乏力了,这才放开了手,因为不过是"
扭"
而已矣,所以大创是没有的,仅仅喘着气。
一面喘着气,一面各自以为胜利,唱着凯歌。
旧堡垒上简直无须守兵,只要袖手俯首,看这些新的敌人自己所唱的喜剧就够。
他无声,但他胜利了。
这两年中,虽然没有极出色的创作,然而据我所见,印成本子的,如李守章的《跋涉的人们》,台静农的《地之子》,叶永秦的《小小十年》前半部,柔石的《二月》及《旧时代之死》,魏金枝的《七封信的自传》,刘一梦的《失业以后》,总还是优秀之作。
可惜我们的有名的批评家,梁实秋先生还在和陈西滢相呼应,这里可以不提;成仿吾先生是怀念了创造社过去的光荣之后,摇身一变而成为"
石厚生"
,接着又流星似的消失了;钱杏邨先生近来又只在《拓荒者》上,搀着藏原惟人,一段又一段的,在和茅盾扭结。
每一个文学团体以外的作品,在这样忙碌或萧闲的战场,便都被"
打发"
或默杀了。
这回的读书界的趋向社会科学,是一个好的,正当的转机,不惟有益于别方面,即对于文艺,也可催促它向正确,前进的路。
但在出品的杂乱和旁观者的冷笑中,是极容易雕谢的,所以现在所首先需要的,也还是--
几个坚实的,明白的,真懂得社会科学及其文艺理论的批评家。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年四月一日《萌芽月刊》第一卷第四期。
)
"
好政府主义"
梁实秋先生这回在《新月》的"
零星"
上,也赞成"
不满于现状"
了,但他以为"
现在有智识的人(尤其是夙来有前驱者权威先进的徽号的人),他们的责任不仅仅是冷讥热嘲地发表一点不满于现状的杂感而已,他们应该更进一步的诚诚恳恳地去求一个积极医治现状的药方"
。
为什么呢?因为有病就须下药,"
三民主义是一副药,--梁先生说,--共产主义也是一副药,国家主义也是一副药,无政府主义也是一副药,好政府主义也是一副药"
,现在你"
把所有的药方都褒贬得一文不值,都挖苦得不留余地,......这可是什么心理呢?"
这种心理,实在是应该责难的。
但在实际上,我却还未曾见过这样的杂感,譬如说,同一作者,而以为三民主义者是违背了英美的自由,共产主义者又收受了俄国的卢布,国家主义太狭,无政府主义又太空......。
所以梁先生的"
零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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