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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张全宝脑子就转开了,可还是想不出个所以然,于是便开口问道:“贤弟,你这是让全福帮你招什么人啊?”
“哦,近日听闻,福州船政局从一年前就已经不在造船了!
我这寻思着,既然他那边不造船了,我这边又想要开个小船厂来造商船,正好没有足够的造船工,索性就把那边的人招过来。”
王一坐在火炉边烤着火,不经意道:“也省得便宜了小日本鬼子。”
“什么?”
张全宝大吃一惊!
连张敬孝都惊诧地眼角一动。
“怎么会这样?”
王一耸了耸肩,无所谓道:“不知道,想来是朝廷觉得不划算吧!”
“胡闹!”
张全宝气得直拍桌子。
当时中国有两座比较有名的造船厂,一个是福州船政局,一个江南船政局。
不过从创立之初,他们就面临着舆论压力和言官掣肘。
左宗棠曾言:“非常之举,谤议易兴。
创议者一人,任事者一人,旁观者一人”
,“始则忧其无成,继则议其多费,或更议其失体,皆意中必有之事”
。
到了1871年,大学士宋晋更是以“糜费太重,名为远谋,实为虚耗”
为题,要求“将沪闽两处造船暂行停止,额拨经费转解户部,已成之船租给殷商”
。
其实不光言官对造船有异议,连洋务派内部看法也多有分歧。
缺乏重工业基础的中国,每一艘国造舰船的原材料都须依靠进口,制造工作均由洋匠指导进行;所谓自行设计,大半还是测绘外国图纸。
成船数量既少,工期自然延长,原材料和工程费用不断上升,以至于国造舰船的价格大大高于外购舰艇,“造船不如买船”
的效益已经昭然若揭。
郑观应日后在《盛世危言》中评价如是:“中国造船,无论木、铁、钢、铜等料,无不购诸外洋,纵使价不居奇,而运载有费,行佣有费,奸商之染指有费,其成本已视外国悬殊。”
据估计,船政局自建船只仅工料费就比外国同类产品要高50%—60%,这直接导致了船政局5年中的投入由原定的300万两增加到了超过500万两。
如果光是这样,也许造船这事业还能撑下去,可是到了1874年,日本出兵台湾,已经把迫在眉睫的日本威胁摆在了面前,为拱卫海疆、应对来自海上的威胁,中国需要在短时间内建设起一支足以自保的海军。
不过对在重工业基础匮乏的大清来说,要完成这样一个过于宏大的目标几乎是不可能的——技术、设备、人员都不足,最糟糕的是没有时间!
所以要实现以上的战略目标,只有选择通过外购才能在短期内集结起一支技术先进、数量众多的近代海军。
对于后世的王一来说,这个时期的日本虽然露出一点了獠牙,但是论国力,论海军实力,他们还没达到能够威胁清廷的地步。
但是李鸿章和恭亲王们对外了解不足,再加上鸦片战争战败的不安全感,以及越南方向法国人的蠢蠢欲动,所以处在两难局面上的他们,最终选择暂停造船项目,只能说是在当时的历史认知条件下,做出的最有利于当下时局的决策。
“先生打算把造船厂建在哪里?”
“眼下只能造在营口,至于将来……旅顺和葫芦岛都是不错的选择。”
王一当然知道旅顺的地利位置更好,但是再没有铁路的情况下,要实现这一目标,无异于痴人说梦。
“好的,先生,我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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