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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1章（第2页）

它不但使自己尴尬，而且使一代人尴尬。

难道不是吗？政府部门要转变职能，机关单位要缩编，于是同代人中多少人迷惘，茫然，惶惶不知所措。

有些人忙不迭地扑通扑通&ldo;下海&rdo;，但是已比吴振海们晚了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

于人生而言，有时晚了十年其实意味着晚了一辈子。

西方的有识之士总是警告时代：让我们想方设法再减少一位官员吧！

让我们的社会再多几位成功的商人吧！

让我们鼓励更多的人成为纳税者吧！

难怪西方人总是骄傲地说‐‐我是一个诚实的纳税者！

这样的话听来很像是在强调‐‐我是国家的主人之一！

我的同代人中，本来应该有很多人到了四十多岁的时候，成为一个纳税者的，可是实际上大概每出一百名官员，或者一千名、几千名官员，才能出不到一个纳税者。

在某大学，一位西方很有权威的社会学家兼经济学家曾问我：&ldo;你对你们这一代人究竟持何评价？&rdo;

我毫不迟疑地回答：&ldo;他们是中国当代社会的中坚。

&rdo;

对方又问：&ldo;何以见得？&rdo;

&ldo;他们的存在，保持了时代的稳定。

&rdo;

&ldo;那么也就是中国目前的样子？&rdo;

我不禁一怔，继而告诉他，同代人中多少多少当上了处长、局长等级别的干部。

他反问：&ldo;中国真的需要那么多大小官员吗？&rdo;

我反驳道：&ldo;我们中的大多数在做国家的主人！

是共和国新一代的工人阶级！

&rdo;

他笑了。

他归国后给我来了一封信，信中有这样一段：&ldo;一个国家，尤其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若想在经济上迅速发展起来，社会成员的职业分工应是这样的‐‐每一千人中，最多有十个官员就够了，其中包括既是某一方面专家又是官员的人；应有二百名左右国家重点企业的工人；应有三百名左右非国家性质的中小企业的工人；应有四百名左右依靠个体职业能够丰衣足食的人；其他属于医生、律师、教育工作者，等等。

&rdo;

他说，这是他这位对中国怀有友好感情的外国人给中国&ldo;献&rdo;的&ldo;策&rdo;云云。

我在地铁站见一个人随地吐痰被罚款，且被教育：&ldo;怎么一点儿主人公意识也没有？这地铁也是属于你的！

&rdo;

那人佯装惊讶：&ldo;是吗？我从不知道我还有笔钱投在这儿。

请问在什么地方可以把我那一股抽走？我们单位分房子还要预付六千元呢，我正好等钱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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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禁回头看他，觉得好笑又笑不起来。

原来事实上我们对这个国家从来不曾拥有过真正属于自己的股份。

每一个人同它的关系，似乎更是一种抽象的诗意的精神关系，而非一种具体的物质的制约关系。

显然，当农民感到，他流在某一片土地上的汗水于他是值得的时候；当工人感到，从车间运往市场的产品，每一批、每一类都隐印着自己的姓名的时候；当商店职员感到，所站守的那一柜台前生意兴隆或买卖冷清，不仅是尽职与否的问题而且是利益大小的问题的时候‐‐只有在这样的时候，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农民才能从一片土地感受到自己是国家的主人，工人才能从一个工厂感受到自己是国家的主人，商店职员才能从一家商店感受到自己是国家的主人，人民才能从衣食相关的现实中感受到是国家的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