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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0章（第2页）

他们最喜欢做的一件事，便是坐上人力拉车，串北平的街道和胡同，那种古老的文化氤氲，让他们进入了一个古典的东方梦境。

他们找了中文老师，开始学习中国语言，神秘的方块字给了他们横平竖直的另一种语境。

课余时间，他们便去紫禁城或香山的佛教寺庙里考察，但对他们更具吸引力的却是北平的门楼和城墙，尽管这大墙内外上演着的一幕幕活剧，对于他们却还是那样陌生。

婚后的两个月，他们遇到了林徽因和梁思成，并从那时起，他们维系了一生血浓于水的友情。

晚年的费慰梅回忆他们相识时的感受说：“当时他们和我们都不曾想到这个友谊今后会持续多年，但它的头一年就把我们都迷住了。

他们很年轻，相互倾慕着，同时又很愿回报我们喜欢和他们做伴的感情。

徽（whei）——他为外国的亲密朋友给自己起的短名——是特别的美丽活泼。

思成则比较沉稳些。

他既有礼貌而又反应敏捷，偶尔还表现出一种古怪的才智，俩人都会两国语言，通晓东西方文化。

徽以她滔滔不绝的言语和笑声平衡着她丈夫的拘谨。

通过交换美国大学生活的故事，她很快就知道我们夫妇俩都在哈佛念过书，而正清是在牛津大学当研究生时来到北京的。”

往往真正的友情开始于心灵的奇遇，而这两对夫妇的相识却完全没有故事，他们在一次聚会上认识，并互相吸引，一交谈，才知两家居然是相距不远的近邻，这使他们喜不自胜。

新的友谊给林徽因的生命注入了新鲜的活力，当时她和梁思成刚刚由沈阳迁回北平，开始在中国营造学社的工作，百废待兴，而繁重的家事又给她凭添了若许烦恼，费慰梅怀念这段日子时记叙道：那时徽因正在经历着她可能是生平第一次操持家务的苦难，并不是她没有仆人，而是她的家人，包括小女儿、新生的儿子，以及可能是最麻烦的、一个感情上完全依附于她的、头脑同她的双脚一样被裹得紧紧的母亲。

中国的传统要求照顾她的母亲、丈夫和孩子们，她是被要求担任家庭“经理”

的角色，这些责任要消耗掉她在家里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

应该说，作为一个西方女性，费慰梅对林徽因的感知是深层次的，她在中西方文化的穴结点上，一下子找到了她的中国朋友全部痛苦的症结，费慰梅说：“林徽因当然是过渡一代的一员，对约定俗成的限制是反抗的。

她不仅在英国和美国，而且早年在中国读小学时都是受的西方教育。

她在国外过的是大学生的自由生活，在沈阳和思成共同设计的也是这种生活。

可是此刻在家里一切都像要使她铩羽而归。

她在书桌或画报前没有一刻安宁，可以不受孩子、仆人或母亲的干扰。

她实际上是这十个人的囚犯，他们每件事都要找她做决定。

当然这部分是她自己的错。

在她关心的各种事情当中，对人和他们的问题的关心是压倒一切的。

她讨厌在画建筑的草图或者写一首诗的当中被打扰，但是她不仅不抗争，反而把注意力转向解决紧迫的人间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