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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1章（第2页）

君主被视为历史的代表，他以手中的权杖操纵着历史的进程。

这种观点不是剧作家特有的，而是基于当时的政治制度观念，即17世纪的一种新的君主论‐‐主权论。

当时，国家的神学理论崩溃了，在反宗教改革运动中产生了极端的君主权力理论。

这种主权论是在关于国家紧急状态的论争中产生的，因此着重于君主克服紧急状态、恢复秩序的功能。

但是，君主成为悲剧人物，又是与当时的神学观念相连。

大多数悲剧作家属于路德教派。

路德教在对抗反宗教改革运动时，贬低日常生活：&ldo;路德教与日常生活的关系是对立的。

它关于世俗行为的教义具有严格的道德性，同它对&lso;善行&rso;的谴责形成鲜明对照。

否认后者具有任何专门的奇迹效果，主张因信称义，把世俗政治领域当做考验只有间接宗教性质的生活的场所，这样它确实向人民灌输了一种恪守职责的观念，但同时也就在大人物身上造成了忧郁症状。

&rdo;（22）从这种忧郁中产生出悲剧的悲痛（trauer，伤感）。

政治和神学的结合，使君主观念与灾难观念相联系，后者是君主理想的反题。

巴罗克悲剧的素材既有西方历史，也有东方历史。

因此，不仅西方历史上的君主，而且波斯国王，土耳其苏丹，特别是拜占庭的皇族也都被选作悲剧主人公。

值得注意的是，在巴罗克悲剧中，君主没有中性的，他们不是极坏的，就是极好的。

由此，巴罗克悲剧可以分为两种：令人恐惧的暴君戏和令人同情的殉难者戏。

这两种形式的并存，只有从巴罗克时期的君主状况才能理解。

从意识形态的角度看，二者是互补的。

在巴罗克时期，暴君和殉难者是君主制的两个方面，是君主本质的两个极端体现。

本雅明在《前言》中特别强调极端的重要性，因为在他看来，总体乃是对立的并存；把历史看做和谐的统一，乃是统治阶级的非批判历史观。

他在分析悲剧时，发现了一系列的极端对立。

巴罗克悲剧中的暴君典型是犹太国王希律。

他既是最高权力的代表，又是狂乱的化身。

恺撒是又一个典型。

他也是至高无上的等级尊严和卑微人性之间悬殊反差的牺牲品。

总之，君主的权力和其统治能力之间的对立是巴罗克悲剧的一大特征。

这表现为暴君的犹豫不决。

君主有责任决定宣布紧急状态，但几乎总是不能做出决断。

暴君的毁灭不仅是个人的毁灭，而且是承担着人类和历史名义的统治者的毁灭，因此具有审判的性质。

由此，产生了暴君戏的反题‐‐殉难者戏。

君主因其崇高的地位和徒劳的行动而最终结束于受刑或死亡。

同时，君主在使用权术时也造就了另一类殉难者‐‐贞节的妇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