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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七章 朝廷放贷 敛财技能（第2页）

从事长途贩运的商人先将现钱交给便钱务，换取书填现金金额的“引据”

，然后凭引据到指定州县即可取出现钱使用。

这种便钱汇兑方式受到商人的广泛欢迎，因而得以稳步发展。

太宗至道三年（997），商人入便钱一百七十万贯，至真宗天禧五年（1021）又增加一百一十三万贯，达到二百八十三万贯。

除了官营便钱，民间还存在私营便钱，但官府为了垄断汇兑业务，对私营便钱采取了压制政策。

真宗最德二年（1005），诏令商人只能到官营汇兑机构榷货务兑换便钱，禁止私下便换。

至景德三年（1006）二月以前，除地方之间的汇兑业务仍由便钱务经营外，京师与地方之间的官营汇兑改由榷货务经营。

根据规定，州县地方政府必须上交京师内藏库的现钱，可以暂时先留存在地方，等待在京师榷货务入便的商人来当地兑取，兑取不尽的部分才运往京师内藏库。

榷货务对入便商人有“加饶”

“优润”

“加抬”

“脚乘”

等名目的钱币支付，各时期数额不定，在入便总额的1%-2%之间浮动。

仁宗朝以后，边防吃紧，沿边诸州军费开支增加，因而现金汇兑方向发生转变，之前商人入钱于京师，再到其他各州领取现钱，此后变为入钱于沿边，而于京师领取现钱。

在代替便钱务继续负责现金汇兑业务的同时，榷货务还承担着兑付各种信用证券和向地方政府拨款的任务。

太宗雍熙二年（985）以后，为了满足边防军费需要，开始实行入中法，商人将粮草等军需物资运到边地后，由当地官府开具交引，商人持引到京师，由榷货务兑付现钱。

榷货务还多次拨款给地方购买军需粮草。

仁宗天圣七年（1029）七月，朝廷曾出内藏库、榷货务缗钱各十万，以为陕西、河北购买军需之用。

神宗熙宁四年（1071）五月，再次从榷货务中拨付封桩银十二万七千两、绢万七千匹，供应陕西转运司。

榷货务还负责货币兑换和回笼业务。

崇宁三年（1104）钱引取代交子后，京师交子务合并于榷货务买钞所，由买钞所负责管理钱引，京师和京畿地区用交子兑换钱引者须到买钞所办理。

除了汇兑业务，以赊买赊卖为主的商业信用行为也越来越多，与之相关的各种有价证券也因此产生并发展起来。

证券作为信用凭证，能够得到偿付，因而可以进行买卖、抵押，甚至进入流通领域。

在我朝的各种证券中，流通最广、影响最大的是交引。

交引的产生与朝堂的禁榷制度密切相关。

政府向商人赊购军需粮草后，给商人开具交引，商人可凭交引领取禁榷商品茶、盐或现钱，交引实际上发挥了商业信用中介物的作用。

为了鼓励商人入中粮草，朝廷采取优惠政策，即以高于市场的价格进行支付，这不仅促进了入中贸易的发展，也使交引买卖活动更加活跃。

最初，从事交引买卖的是都城开封的一些金银铺、彩帛铺、停榻（即贸易货栈）、质库（即当铺）等资本雄厚的商铺。

由于向边地入中粮草有利可图，除了一些富商大贡，还有大量中小商人及本地居民，他们经济力量较弱，领到交引后，无力到千里之外的东南一带领取茶、盐等物进行贩卖，加上对这些禁榷品的市场行情又不太了解，只好将手中的交引卖掉，换取现钱。

随着交引的大量发行并逐渐集中于金银铺等大商铺手中，经营交引买卖的交引铺逐渐形成。

交引铺低价购买交引，压价幅度多在50%以上，甚至有高90%的，然后在转手卖给茶盐商人，或在朝廷为稳定引价收购交引时转卖给朝廷，买卖之间的丰厚利润，因此交引买卖十分兴盛。

随着人们的生产、生活与货币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对货币的需求量增加，因而高利贷资本得以快速发展。

商人往往将部分资本投入借贷经营，民间有大量专门的高利贷者，称为“库户”

或“钱民“，他们以放债取利为生，其中不乏资本雄厚者。

除了民间放债，朝廷也从事高利贷经营。

王安石变法期间实行的青苗法和市易法，本质上就是政府贷款行为。

青苗法是种农业信用，每年夏秋两熟之前，普通民众青黄不接，由各州县地方政府，两次发放现钱或实物给农民，等到收获之后，分别随同夏秋两税还款，利率为40%。

市易法则是在城市中对商贩的贷款，属于抵押信用，办法是商人以田宅或金帛为抵押，如无抵押就要有三个保人，向政府的市易务请求贷款，利率为20%，过期不输息，每月罚钱2%，称为保贷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