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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6章（第2页）

他主张首先应该给予那些勤劳的农民拥有地产的权利，使他们逐渐在事实上成为能够支配自己的人，然后再考虑放弃地主对于农民的保护人资格的问题。

他所设想的道路实际上是在保留人身依附关系的条件下，先让农民拥有财产权，以此作为解放他们的前提。

这个观点同莫尔德维诺夫的主张类似。

在政治上，卡拉姆津赞成自由主义的君主专制，主张有一个合法君主在最高层次上维系已经成为传统的道德标准。

他反对&ldo;把法律置于君主之上&rdo;的企图，认为这将使君主和贵族之间发生残酷的斗争，导致削弱法律秩序和产生暴政式的统治。

但他又指出，自由主义与君主专制并不矛盾，自由主义原则的实现并非必然地要同破坏历史形成的俄国传统联系在一起，两者可以结合起来，即在现存国家制度的范围内进行自由主义的改革。

在卡拉姆津的思想中，可以看到传统的俄国文化与外来的西方文化相互妥协的倾向。

即便在他政治上趋于保守的情况下，自由主义的精神也没有在他的思想中泯灭。

事实上，在当时的欧洲，卡拉姆津也是被视为自由主义者的。

1820年，欧洲的自由主义刊物《立宪主义》在评论他的《俄罗斯国家史》时，还特别赞扬了他的自由主义观点。

从17世纪俄国转向西方以来，伴随着两种文化的矛盾与冲突而出现的，总是某种程度的融合和调和。

在后来形成的俄国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中，也还是很容易发现与卡拉姆津的观点相似的东西。

在亚历山大一世身上，新思潮的冲动与旧传统的惯性也经常交织在一起或交替出现。

他愿意进行有限的自由主义改革，但不允许损害专制制度。

打败拿破仑后，他俨然以自由主义的旗手自居：在巴黎，他迫使路易十八赐给法国人民一部宪法；在伦敦，他会见边沁，就修改俄国法律的问题听取意见；他甚至请一位英国勋爵为他起草一份在俄国建立反对党的计划；他还在1815年末签署了赐予波兰王国的宪法，其中包括直接选举、建立代议机关、实行新闻自由和保障某些公民权利等内容。

然而，也许是由于他在欧洲感受到了新文化的危险，也许是由于他担心俄国会走上法国的道路，他回到俄国后就逐渐远离并最后放弃了自由主义，推行警察统治，恢复和加强贵族的特权地位，实行文化专制主义。

1817年，国民教育部被改为宗教事务与国民教育部，随后在该部内设立了一个负责信仰、科学和国家权威之间一致性的专门委员会。

一切反基督教教义的著作都被查禁，不准报刊书籍宣传&ldo;有害思想&rdo;，解除高等学校中进步教授的职务，后来甚至封存了图书馆中伏尔泰、卢梭等思想家的著作。

然而，新思潮的影响并不是倒退政策所能消除的，俄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动摇着传统的基础，呼唤着资本主义精神。

十二月党人：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先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