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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第2页）

钱穆在&ldo;学术史&rdo;第四章讲顾亭林时，对考证学作了细致的分析：

故治音韵为通经之钥，而通经为明道之资。

明道即所以救世，亭林之意如是。

乾嘉考证学，即本此推衍，以考文知音之工夫治经，即以治经工夫为明道，诚可谓亭林宗传。

抑亭林此书，不仅为后人指示途辙，又提供以后考证学者以几许重要之方法焉。

撮要而言，如为种种材料分析时代先后而辨其流变，一也。

（中略）其次则每下一说，必博求佐证，以资共信，二也。

《四库全书日知录提要》，谓炎武学有本原，博瞻而能贯通。

每一事必详其始末，参以佐证，而后笔之于书。

故引据浩繁，而牴牾者少。

语必博证，证必多例，此又以后考证学惟一精神所寄也。

亭林之治音学，其用思从明其先后之流变而入，其立说在博求多方之证佐而定，此二者皆为以后乾嘉考证学最要法门。

在后面，钱穆又引了方东树《汉学商兑序》的话，把清儒治考证者分为三派，都可以说是深中肯綮的。

事实上，清代考证学总是不断有所发展的。

全盛时期的代表人物，如惠栋、戴震、段玉裁、王引之、王念孙，等等，考证方法大同中有小异。

到了章学诚，又提出了&ldo;六经皆史&rdo;的论点，又前进一步了。

总的来看，寅恪先生继承了这个考证学的传统。

但是，他又发展了或者超越了这个传统。

何以说是&ldo;超越&rdo;呢?我个人认为，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他强调在史实中求史识;一个是他大大地扩大了传统的&ldo;小学&rdo;的范围。

所谓&ldo;史识&rdo;，是不是就是历史发展的规律?是，但又不全是。

探索规律性的东西，所有的考据学亦都能做到，做不到这一步，考据也就失去了意义。

乾嘉诸老都能做到。

可惜他们就到此为止。

据我个人的观察，在这一点上，乾嘉诸老与明末清初考证学的开创者稍有不同。

根据钱穆的叙述，顾炎武主张&ldo;明道&rdo;、&ldo;救世&rdo;，他当然也在考证中寻求规律;但是&ldo;明道&rdo;、&ldo;救世&rdo;却超出了规律。

这同所谓&ldo;义理&rdo;有类似之处，义理不能等同于规律。

这种明道、救世的理想，到了乾嘉时代，由于客观环境的变化，已经消失。

学者们囿于所习，只在故纸堆中寻求规律，把义理忘记了。

寅恪先生却不然。

他的专著和文章，不管多长多短，都展现了他那种严密考证的才能，其中都有规律性的结论。

但是他却决不到此为止，决不为考证而考证，他那种悲天悯人、明道救世的精神，洋溢于字里行间。

稍微细心的读者都能觉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