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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到1935年，这十一二年间，是他写作的黄金时期。

年龄从二十九岁到四十岁，正是年富力强，想象能力非常发达。

所有小说，主要矛头都是指向封建主义。

特别谴责那些统治阶级——军阀与官僚，为被压迫、被剥削的人民大众鸣不平。

从《春明外史》起，到《艺术之宫》止，都是这个基调。

在《夜深沉》的序言里，他说：“这里所写，就是军阀财阀以及有钱人的子弟，好事不干，就凭着几个钱，来玩弄女性。

而另一方面，写些赶马车的、皮鞋匠以及说戏的，为着挽救一个卖唱女子，受尽了那些军阀财阀的气。”

他用深刻而通俗的笔调，写他观察入微的熟悉生活，所以能够那么娓娓动人。

也有人说：他的小说，果然揭露了一些问题，只是没有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在某些篇的结局，呈现一片迷惘状态，是很不足取的。

这种批评，原有一定的道理，指出了他的缺点和不足。

但是，我们也应该注意到，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处于“五四”

运动的初期，新思潮开始萌芽，是大革命的前夕。

有那样一位作家，站在劳苦大众一边，为之呼吁，引起读者的共鸣，肯定他的进步意义，承认他的作品是于革命有利的。

三期

“九·一八”

事变后，为了保卫家园，敌忾同仇，他开始写抗战小说。

起初写的是短篇，合印成集，取名《弯弓集》，显然是以“射日”

为隐语。

其后在很多作品中，都插入一些抗敌御侮的情节，然而究竟还不是以抗战为中心内容。

正式以抗战为主题，却是1936年后写的作品。

《立报》初创时期，我担任总编辑，和他同住在德邻公寓，朝夕相晤。

我们都不喜欢当时那个上海城市，嫌她太嘈杂、太乱。

因之，在接受成舍我之约时，都说定短期帮忙，唱个“打炮戏”

。

大约四五月后，他接到北平朋友来信，说是冀东敌伪组织，开了一张北平文化人的黑名单，将要采取行动。

他因在小说中宣传抗日，也被列名其内。

随着，家中来了电报，嘱令“勿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