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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章（第2页）

而康有为亦恐王照泄漏内幕，败其骗局，竟指使门下以不客气的手段，监视王照。

结果反使得王照非一吐闷气不可。

乃于光绪二十五年与日本&ldo;木堂翁&rdo;（犬养毅）作了一番笔谈，对内幕颇有透露。

关于游说带兵大将，武力夺权的计划，王照述其所参预的经过是：康又托致靖劝照往芦台夺聂提督军，以卫皇上，照力辩其不可，谓太后本顾名义，无废皇上之心，若如此举动，大不可也。

康又托谭嗣同、徐仁镜与照言，照大呼曰：&ldo;王小航能为狄仁杰，不能为范睢也。

&rdo;伊等默然。

自是动兵之议不复令照知……

至七月二十八日，忽闻徐致靖请召袁世凯入都，照大惊，往问徐，答曰：&ldo;我请召袁为御外侮也。

&rdo;照曰：&ldo;虽如此，太后岂不惊？&rdo;于是照急缮折，请皇上命袁驻河南归德府以镇土匪，意在掩饰召袁入京之计，以免太后惊疑……照七月三十日始往颐和园上请袁兵南去之折，八月初二日袁到京。

于此可知，武力夺权，虽为预定的计划，但策动什么人，却一直有不同的意见，如林旭诗句：&ldo;欲为君歌千里草，本初健者莫轻言&rdo;，则是主张用董福祥。

黄彰健据梁启超《戊戌政变记》卷六林旭传，以及康有为自编年谱，说戊戌八月初三，康约梁启超、林旭、康广仁、徐仁录、仁镜兄弟开会，决定派谭嗣同游说袁世凯。

林旭鉴于东汉何进利用外兵清除宦官，导致董卓专政，因以此诗代致谭等，表示反对。

因而下一断语：梁（启超）既系与会人士，则其释林此诗&ldo;千里草&rdo;三字，应较陈衍所释为可信。

此即表示黄彰健相信&ldo;千里草&rdo;虽为&ldo;董&rdo;字，但指董卓而非董福祥。

此说不然，仍以陈衍所释为可信。

按：《石遗室诗话》：是时余居莲华寺，暾谷无日不来，千里草二语实有议论而主张之者。

但以诗论，首二句先从事败说起，后二句力追溯未败之前，君谋如是。

不待咎其不用，而尤咎之用在其中。

如此倒戟而出之法，非平日揣摹后山绝句之深有得者，岂能如此？舍暾谷，无他人也。

又：陈石遗《近代诗钞》载林旭此诗，题作《狱中示复生》。

黄彰健认为：林在狱中以此诗示谭，似不可能。

而且林作此诗，如被搜出呈堂，将使同党无辞脱罪，而林氏亦无承认同谋，其罪仍不轻，林氏当不致出此。

因而相信林旭此诗，作于八月初三，亦即相信梁启超所记为不虚。

但黄彰健又说：戊戌政变记林旭头两句作：&ldo;伏蒲泣血知何用，慷慨何曾报主恩&rdo;，其言&ldo;报主恩&rdo;，与撰谭嗣同传酬圣主语气相同，恐系梁有意窜改。

则目光如炬，烛照无隐。

事实上梁启超还改了第一句。

而且以我的看法，梁启超还曲解了&ldo;千里草&rdo;。

为了要曲解，又不能不说此诗作于八月初三。

先谈究为狱中所吟，还是八月初三所作？这一点，当然是陈衍的话可信，因为他其时身在京师，与林旭过从极密，于其身前死后诸事，无不关心，确知为狱中所作，方在《近代诗钞》中录为林诗之殿。

至于黄彰健所说，似无在狱中作此诗示谭嗣同的理由，言之成说，但事实并非如此，兹述其情况如下：一、狱中作诗，不必题壁。

&ldo;四京卿&rdo;系狱，其实是住在所谓&ldo;火房&rdo;，饮食起居，并不受虐待。

传诗相和，事所恒有。

如杨深秀自八月十一至十三日皆有诗，十一日所作为七律：久拼生命一毛轻，臣罪偏由积毁成，自晓龙逄非俊物，何尝虎会敢徒行？圣人岂有胸中怒，下土空思身后名。

缧绁到头真不怨，未知谁复请长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