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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自身与活力之源对当前文学发展的一点思考（第2页）

上，很容易产生隔离效应，只靠自身累积的热量存活，无形中切断了来自生活的新鲜水源和营养，淡化了社会历史的含蕴。

第三，把“回到自身”

当成终极目标，据说是由目的论回到了本体论，其实是束缚了文学的功能，因为文学要发展，就既需要不断“回归”

，更需要不断“出走”

，不“回归”

无以保持独立品格，不“出走”

则无法发挥它在时代生活中的特殊功能。

所谓“出走”

，就是不断含纳新的时代内容。

任何文学变革要形成气候，最终还得看它与新的时代契合的程度。

近年来文学的发展变化，使人们恍然发现，市场经济和它带给当代生活的深刻变化，怎样像一只看不见的手，极大地影响着文学的命运和前景。

即使是文学的纯粹论者或总喜欢就文学言文学的人，也强烈意识到，文学完善自身的革新不可能脱离社会进程而单独进行。

就拿大多数文化产品、文学作品以不同于往昔的姿态进入市场，其商品属性日趋明显的事实而言，诚然，文学作品具有特殊性，精神性才是它的本质，非一般商品可比，但是，当它们以物化形式进入流通领域，不可能再像以往那样不计工本的时候，它们又确实是商品，市场价值和读者的购买选择毕竟影响着它的现实价值。

文学进入了市场，对这一变化的深刻性决不可低估，它使文学的社会功能、内在结构、价值取向、审美形态乃至题材和体裁的热点，均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微妙而深刻的转变，近年来大众通俗文化压倒高雅文化的总趋势，也与这一背景关系密切。

那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文学该怎样强化自身，有力地发挥它无可替代的功能呢？仅仅满足于“回到自身”

显然无法回应时代的要求，它必须而且只能在市场经济背景、时代精神要求、文学自身规律三者的互动关系中，开拓自己的空间和道路。

文学不可能不受到市场经济和文化环境的制约，但它又绝非市场之附庸、生活现象之附庸，它理应扬厉自身强烈的主体精神。

这种主体精神不会凭空而来，它只能来自文学与时代的精神联结。

我们目前的创作，不能说题材不丰富，也不能说方法和个性不多样，甚至也不能说多么不贴近现实，根本问题还在于对时代的重大精神课题回答不力，缺乏针对性和深刻性。

比如，在社会转型的剧变中，从历史给定的价值体系中游离出来的人们，难以摆脱文化失范和价值晕眩的困扰，因而寻求生活的意义和目标，寻求超越物质利益的精神寓所，就变得愈益迫切，这也就给文学提出了精神建构的新使命，可是，文学对此却显得缺乏激情，缺乏理性批判精神，畏于评价，大多满足于现象的描摹。

再如，从计划经济走进市场经济风雨中的人们，承受着“社会断乳”

带来的风险，对于他们的情感和命运，文学在总体上也还缺乏富有现代意识的把握和富于声色的描绘。

我们强调文学与时代的精神联结，并非停留在题材现时性的浅表层面，而是强调创作精神上的当代性，立足于对民族灵魂的发现与重铸、对民族精神历程的思考和揭示。

文学作品是作家艰苦精神劳动的产物，作为生活与艺术之间创造性的中介，作家的状态决定着文学的状态，作家的活力决定着文学的活力。

整个八十年代，作家们成功地担当了社会心理的代言人和生活意义诠释者的角色，但是，面对今天变得更加复杂和陌生的时代，作家们常感到对原先的角色力不从心，于是出现了人们常说的，由中心到边缘、由上层到底层、由先生到学生的微妙变化。

如果这样的概括不算夸张的话，那正好反映了原有平衡的打破和时代对创作主体的新要求。

作家和所有的普通人一样，也处在转型时期，也一样经受着文化失重的困扰和价值抉择的困惑，问题在于怎样应对。

中国知识分子向来有稳定的价值体系和审美传统，作家自不例外，遇上大转型的时代，最容易出现的反应是，相对脱离物欲膨胀的外部世界，尽可能生活在自己的精神窠臼里，调适自身，以不变应万变。

这种态度不失为一种精神坚守，但同时不免与世俗生活隔膜。

也许它有利于某种封闭式的思考和写作，但对大多数作家来说，则可造成脱节、失去活力、对生活做不出有力回应的症状。

文学要突破，要铸造新的社会形象，只能采取开放、吸纳、“出走”

、努力体验新世界的姿态；近年来，一些作家主动地、全身心地深入尚难把握的新旧交织的现实，亲知亲历，充分关怀和体验，已经创作出一批鲜活的新作，已经提供出大量新人物、新感觉、新思路。

不过，就当今素材资源的空前丰富性来说，已开发的也许只是极小的部分。

在今天，走惯了原先轻车熟路的作家们，倘若不时有失去舞台的感叹，那就说明他已经感到了发现一个新的、更广大的舞台的迫切性。

市场经济的发展，不但不会冷落文学，而是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文学提供坚实的精神价值和温厚的精神家园，经济增长的背后肯定有精神追求的渴望。

在通往新世纪的道路上，我们的任务不仅是表现时代，而且要推动时代前进。

（1995年3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