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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九章 变法（第3页）

这就是韩非子对人性丑陋赤裸裸的描述，他甚至更进一步，将这个故事设想的更加完备。

对于太子母亲来说，杀死丈夫对她来说没有任何损失。

儿子做了国君，她反而可以安富尊荣，甚至男女之乐不减于先，完全可以像秦始皇的母亲赵姬那样找几个情人来满足自己的欲望。

韩非子对人性的阐释确实令人印象深刻，令君主后背发凉，引人深思。

所以，法家认为人是不可靠的，法才是可靠的，性恶论是法治思想的又一理论基础。

在西方，柏拉图早年写理想国的时候，还有着贤人治国的理念，期待出现一位哲人王，等到他晚年写法律篇的时候，人生的阅历让他写下了这样一句话：“人类的本性将永远倾向于贪婪与自私”

。

后世现代法治也是以性恶论为基础的，正如汉密尔顿所说的：“我们应该假定每个人都是会毫无道德的瘪三，他的每一个行为，除了私利，别无目的。”

法治乃至于任何一条法律的理论前提都是人性本恶，就是假定人在不受约束、不收监督的情况下可能会作恶。

在法治的阐释者和建设者看来，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导致腐败。

当代社会，为了防止统治者滥用权力，实行民主和法治，促进权力的制衡和分立，监督每一个行使公权力的人，防止权力滥用。

所以刘询明白，一个帝国旧貌换新颜，就是需要法家简单粗暴处理方法，两百年前的秦国就亲身体验过。

秦国能在战国后期一统天下，完全得益于商君变法。

商君变法之后，秦国焕发出不一样的战斗力，奋七世君王努力，不停的东出西拓，到秦始皇嬴政时彻底一统天下，而当时其余六国也在疯狂变法，但是无一例外没有儒家什么事！

礼乐道德固然重要，但是又有多少人借道德之名行龌鹾之事，儒家思想的开始就是封建历史怪圈的延续。

崇古，儒家以谷梁为首的崇古派，现在还天真的认为，只要恢复井田制，那天下就此太平，海晏河清，河图显，麒麟出。

董仲舒献天人感应于孝武皇帝时，也是满嘴的理想，没有任何一条实施方案，所以儒家你让他嘴炮可以，让他做事儿只可能是这种情况，平时袖手谈风月，事出一死报君王。

甚至在后世崇祯刚登基之时，东林党清理魏党余孽，在陕西大旱时收缴国库积压欠款，好吗！

大明中央政府的援助粮没有来，反倒是东林党直接踹门抢粮抢钱，直接逼的陕西民变，到最后李自成进北京崇祯上吊自尽，到最后崇祯还推卸了一波责任，说自己是按照书中的方法治理国家。

儒家圣贤书中的道理，孔老二自己有时候都无法自圆其说，看可以，用也可以，信就是二缺，甚至如明末钱谦益这般儒学清流领袖，在敌来之时，都无法做到事出一死报君王，用自己一身的学问换来了一句怡笑千古的名言：水太凉！

在中国封建历史上，一个王朝的建立一定跟儒家没有关系，如果有关系也是因为儒家将国家治理崩溃了。

但是从宋朝开始，一个王朝的覆灭就跟儒家他们太有关系了。

儒家从来都是制造麻烦的人，不是解决麻烦的人，在中华民族危难之中时，总有英雄站出来，挽狂澜于既倒，辅大厦将倾。

这还要得益于中华民族庞大的人口基数！

所以，刘询想要创建一个高效的封建执政的大中央政府时，儒家这个选项在刘询心中已经划掉了，但是法家也不是没有毛病，这个地球在五千年以后才彻底的进化到法家在秦朝推行的现代法制，太过于先进，需要大量的政府官吏，需要大量的执法者，才能做到将政府的触角深入到乡村等基层单位，甚至如果无法做到技术层面上的突破，甚至在偏僻的南国乡村，先帝的死讯还未得知，刘询自己上位颁布的永不加赋的诏书也仅仅大城市的百姓才能得知，如果想天下人都知晓，需要用几年的时间才能天下皆知。

甚至可以说抛开个人厌恶的感观，谷梁派这个时候登上历史舞台，除了刘询祖父刘据的原因除外，就是因为谷梁派可以更加缓解社会矛盾，政府可以减少官员的数量，减少中央财政的支出，让天下百姓自生自灭，有了重大灾害的时候在出面救助，这样简单的乡贤自治，正是昭宣盛世的开始，但是也给之后的汉室留下了覆灭的伏笔。

大家族，大地主，门阀豪强这些问题甚至到了东汉也没有彻底解决这些问题，东汉政府只能将外戚抬出来，跟地方豪强门阀势力做斗争，造成了极大的内耗，最后两汉到灭亡时也没彻底根除谷梁当权带来的后遗症。

一个古老帝国的改革一定是困难的，要有优良的官吏团队，决策层也需要巨大的决心。

所以说服，霍光为首的三公九卿和两千石的朝中大臣，是问题的根本。

现在正是汉家为数不多的安稳年头，最大的外敌匈奴正在回血，而且没有了匈奴这个战略敌人，汉室就无法继续西进，无法占据更多的土地，如果说刘询想建立前世的昭宣盛世，那根本就不需要刘询自己瞎折腾，只要让霍光治理国家就能达到，自己只要等待几年之后霍光去世就好。

穿越一回，如果不能彻底的改变世界，那刘询自己还不如找块豆腐撞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