鸿蒙文学网

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第36章（第1页）

胡适这次在上海前后45天，中间还去过南京、安徽，最后，高梦旦问他意中有谁可以任这事，他推荐了早年在中国公学的英文老师王云五，并留下一份详细的改良计划书。

临行时，商务送他1000元报酬，他只愿收下500元，还给高梦旦500元。

&ldo;联省自治&rdo;曾是共识

在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浪潮中，许多不同派别的杂志，包括《民国》、《甲寅》、《中华》等不约而同地倡导起联邦制来。

戴季陶、章士钊、张东荪、丁佛言等纷纷发表文章，表达类似的观点。

这些声音随着袁在1916年6月的猝死而暂时停息，这一波对联邦制的呼唤还只是小范围的。

到了1920年后，&ldo;联省自治&rdo;论突然高涨。

《时事新报》、《改造》、《太平洋》、《东方杂志》等报刊上发表的文章，从各个角度探讨了&ldo;联省自治&rdo;的紧迫性和可行性，许多名流包括蔡元培、章太炎、胡适等都站到了这一行列中。

李剑农等人办的《太平洋》杂志尤其是排头兵，李本人一连写了三篇《论民国统一问题》的文章，倡导&ldo;联省自治&rdo;。

北大教授丁燮林、王世杰、李四光等人还联名发表《分治与统一商榷书》，提出一整套有关&ldo;联省自治&rdo;的具体方案。

当时新崛起的军阀吴佩孚是武力统一的信徒，胡适在《努力周报》上发表反驳吴氏的文章：&ldo;吴氏的军事天才，是很可佩服的；但他的政治主张，我们可不能不认为幼稚。

&lso;联省自治&rso;这个名词虽然不免有语病，但他的内容实在不过是一种联邦或联省的国家；无论联邦与联省，并不妨碍国家的统一。

&rdo;

在晚清督抚时代，地方主义已是既成事实，辛亥革命后各省独立，强化了这一趋势。

民国初年，中央集权还是地方分权一直存有争议•在这一背景下产生&ldo;联省自治&rdo;论不是偶然的。

&ldo;湘人治湘&rdo;、&ldo;甘人治甘&rdo;、&ldo;浙人治浙&rdo;等口号接踵喊出。

各省社会团体争自治的通电、各省代表请愿要求实施自治的新闻，充斥着当时的报纸版面。

代表江苏、安徽、江西、山东、山西、河南、甘肃、广东、四川、福建、湖北、广西和北京13个省市区的各省区自治联合会，也在北京出现了。

另一个包括直隶、山东、河南、山西、四川、湖北、湖南、江苏、江西、安徽、浙江、福建、两广14省代表组成的自治运动同志会也诞生了。

上海还有旅沪各省区自治联合会，天津也有直隶、山东、河南、山西、陕西、热河五省一区自治运动联合办事处。

鼓吹地方自治的刊物《新湖北》、《新安徽》、《新浙江》、《新四川》、《新江西》、《新山东》等雨后春笋般冒出来。

湖南从1920年起，报界、商会、工会、农会、教育会、湖南改造促进会、律师公会、青年会、女青年会、湘社、旭旦学会、教职员联合会、自治期成会、俄罗斯研究会、基督教联合会、学生联合会等，至少有30多个团体积极参与，推动自制省宪。

青年毛泽东也曾喊出&ldo;湖南共和国&rdo;的口号。

1921年杭州召开浙江宪法期成会，响应湖南。

在省教育会、省农会、省工会、杭州总商会、宁波总商会、各律师公会、报界公会，以及各县教育会、农会、商会、工会、县议会的支持下，卓有声望的律师阮性存发起成立了民间的浙江省宪期成会、省宪促进会及浙江省宪协进会等团体。

这些可以看作是&ldo;联省自治&rdo;运动的社会基础，各地军阀只是利用了&ldo;联省自治&rdo;这面旗帜，旗帜本身并不是军阀率先打出来的。

对此，记者出身的陶菊隐说：&ldo;各省自治运动具有两种不同的动力和性质：一种是以割据一方为目的的地方军阀的&lso;自治&rso;运动，一种是以反对军阀和标榜民主为目的的地方团体的&lso;自治&rso;运动。

&rdo;

&ldo;联省自治&rdo;的口号之所以得到民间相当程度的支持，有许多原因：一是人心思安，多年战乱之后，人们普遍渴望和平的心理；二是五四运动以后国民的自信心增强，许多人主张通过各省自治进而联省自治，来消除内战；三是国人对南北统一不再抱有希望，不相信北方有力量以武力统一南方，也不相信南方有力量以武力统一北方。

对&ldo;联省自治&rdo;热情最高的是知识分子，以及地方上有声望的士绅，军阀最初处于被动。

呜呼，三月十八日。

1926年3月18日，周作人的日记很简略：&ldo;晴，下午往燕大，因请愿不上课，府卫开枪死伤甚多。

&rdo;史学家顾颉刚的日记则要详细得多：&ldo;今午国民大会到执政府请愿拒绝八国通牒（炮击大沽日轮事），卫队开机关枪，伤者百余人，死者四十余人。

在国民军之下而卫队敢尔，谓非执政府与国民军默契而然否！

年来，国民颇有依赖冯玉祥之意，得此教训，宜也。

&rdo;如果说顾颉刚只是对当时驻扎北京的冯玉祥系国民军私下表示质疑和不满，3月20日周作人在《京报副刊》发表的《对于大残杀的感想》就把同样的意思公开表达出来了，他说：&ldo;在民国时代，不，就是在满清，自我有知以来，不曾听见北京有过这种残杀。

现在却不料发现在国民军治下的北京。

&rdo;并点了国民军首领（西北边防督办〉张之江、国民军要人（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贾德耀的名。

3月21日，他又在《京报副刊》发表19日所写《为三月十八日国务院残杀事件忠告国民军》一文，直截了当地指出：&ldo;其责任除政府当局段祺瑞、章士钊、贾德耀诸人直接负担，我们要求依法惩办外，对于国民军的首领也不能曲为谅解。

&rdo;&ldo;执政府里虽然还有许多安福及若千卫队，但事实上这个北京是完全在国民军治下，是国民军之北京，无论友仇都不能否认的，现今在这个北京城中发生了这样的残杀案，国民军的当局将怎么办？&r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