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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3章（第2页）

为了宣传他自己的信条，教育全国人民，他在全国许多地方都树立了一些石柱和石碑;上刻铭文，就是他对全国人民的敕谕，以说教的口吻，教导人民应该如何如何做。

这些铭文的语言有的是不相同的，但是内容却基本上相同。

应该怎样来解释这个现象呢?

从阿育王碑或柱的地理分布情况和铭文所使用的语言来看，情况不尽相同。

东方大石碑铭的语言基本上与当地方言相一致，但西方、南方和北方的三个大石碑铭文，使用的却是东部方言。

这又应该如何去解释呢?唯一合理的解释，我认为就是l&uul;ders等学者提出来的&ot;翻译说&ot;。

意思就是，先有一个底本，然后再译成当地的方言，以利当地居民的阅读。

翻译的程度有深有浅，也有根本不翻译的。

至于底本的语言，看来只能是东部方言，古代摩揭陀语或古代半摩揭陀语，这是阿育王大帝国首都的语言。

现在，虽然已经发现了多处阿育王的碑和柱，但是还不敢说阿育王的碑和柱都已经全部被发现了;他树立在首都华氏城的石碑就还没有被发现。

有朝一日这个石碑如果被发现，对我们研究阿育王碑铭这个问题将会起极大的推动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k?r?noran的说法是：碑铭的抄写员在其中起了作用，是绝对靠不住的。

试问，哪一个抄写员能有这么大的胆子，敢于更改大皇帝诏谕的语言?总之，我认为，根据阿育王碑铭是能够区分方言的。

四、《毗尼母经》等经讲的是诵读方法（音调），还是方言的不同?

这是一个多少年来就争论极多的问题，至今好像还没有大家都公认的结论。

因此，我用了相当长的篇幅，把这个问题的来龙去脉、讨论过程、各家异说都仔仔细细地重新检查了一遍，以期实事求是地解决这个极为棘手的老问题。

这一段文章，同我在上面提到的《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整篇论文，所要解决的是同一个问题，只是因为时间已经相隔了很多年。

我又细读了哥廷根座谈会上的一些有关的论文，我掌握的材料大大增加，视野当然也就随之而扩大。

虽然得到的结论仍然不异于第一篇论文，但是其可靠性却非同当年了。

读这一段文章时，最好能参阅上一篇论文。

我写这一段文章仍然从巴利文律藏cullavagga（thevaya-pit&iddot;aka，ed?byherannoldenbergvol?2

cullavagga，p?139）那一段文章开始。

我从中选出了几个关键的词：

（一）buddhavacana

（二）插nda

（三）āropea，āropetabha，āropeya

（四）nirutti

按照汉译佛典的翻译，明确确定了它们的含义，然后得出一个结论。